圖①：張巍耀（右）和毋婕（左）在圖書館參與古籍普查工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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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資料圖片)

圖②：呂亞峰在進行古籍保護工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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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③：劉鎏在進行修復工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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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④：北京民族文化宮“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文物古籍展”。

杜建坡攝（人民視覺）

古籍是文化的載體，文明的記錄。中華民族源遠流長、博大精深的歷史文化之所以能延綿不絕、生生不息，古籍的作用至關重要。

今天，在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熱潮中，一批又一批青年投身于古籍保護工作，從古籍普查到古籍修復再到古籍數字化，青春的身影在泛黃的書頁中閃耀，青春的力量在古老的書籍中迸發。

00后古籍普查志愿者——

“書在，文脈就在，文化亦在”

這個暑假，云南大學歷史與檔案學院大二學生、00后男生張巍耀沒有返回山西呂梁的老家，而是選擇留在昆明。吸引他的不是云南的美景和美食，而是古籍。在得知云南省圖書館暑期招募古籍普查志愿者后，張巍耀立刻報名：“我是歷史系學生，上學期剛剛學了文獻學，參與古籍普查會加深我對文獻學的理解。”

實際參與古籍普查的經歷證明，張巍耀的判斷是正確的。面對裝在樟木柜子里散發著中藥味道的古籍，張巍耀感到非常興奮。盡管以前做過碑刻拓本的整理，也在圖書館里親手觸摸過古籍，但擺在眼前的這一冊冊古籍所散發出來的神秘氣息，還是吸引著他。

經過圖書館老師的培訓，張巍耀和幾位同學開始工作：取書、拍照、查看、登記、上傳、還書……看似簡單的流程，卻蘊含著豐富的內容，僅登記一項，就要弄清楚作者、年代、版本、紙張、裝幀等十幾項內容。

在參與古籍普查之前，張巍耀專門把剛剛學過的文獻學教科書拿出來復習了一遍，但實際普查時他發現課堂上涉及較少的版本、目錄、裝幀等文獻學知識，卻是古籍普查中的重點。“我覺得自己對文獻學的理解更深化了。”張巍耀說。

而更大的收獲是，在普查中他發現了一些以前不知道的歷史資料，正好切合明年的學年論文，“我的論文主要涉及西南邊疆的歷史地理，我把這些資料收集起來，做成卡片，明年寫論文的時候就不至于手忙腳亂了。”

在云南大學歷史與檔案學院讀研究生的毋婕，今年第一次擔任古籍普查志愿者。在曲靖市圖書館，她每天穿著藍色大褂，戴著口罩，在古籍書庫里搬書、看書、拍照、登記……這位年輕的女孩并不覺得枯燥，相反時不時會感到驚喜。在普查時，毋婕發現了一部民國時期出版的《西學十六種》，詳細介紹了西方的數學、天文、地理等知識。“我的專業方向就是歷史地理學，這套書里有不少地圖，有些是非常罕見的。”毋婕說。

短短10個工作日內，毋婕和張巍耀等6位同學在圖書館員的幫助下，共計完成639部7055冊古籍的普查登記工作。

古籍普查是古籍保護的一項基礎性工作，只有摸清古籍家底、了解古籍存藏情況，才能談到下一步的保護和利用。從2015年起，中國古籍保護協會發起“中華古籍普查文化志愿服務行動”，吸引了全國數千名大學生參與，完成了近200萬冊古籍的普查登記工作。

兩周的普查工作結束后，張巍耀去看了電影《長安三萬里》。詩人高適在電影的最后說：“只要詩在，書在，長安就在。”這句話打動了張巍耀，他說：“這些詩、書能夠流傳千古，除了作品本身的文學藝術光輝，也離不開藏書家的辛勤付出。是一代又一代文獻工作者投身故紙堆，做著這些偉大的事業，才有‘詩在，書在’。有幸參與這次古籍普查工作，讓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：書在，文脈就在，文化亦在！”

90后古籍修復師——

“為古書古畫延長壽命，是我工作的意義”

“做古籍修復師，讓我意外的是自己竟然學會了揉面。”90后女孩劉鎏是首都圖書館最年輕的古籍修復師。說起古籍修復，這位文靜內向的女孩眼睛閃光，嘴角浮現笑容。

2016年，紀錄片《我在故宮修文物》播出，片中幾位文物修復師給劉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學習繪畫專業的她，非常羨慕修復師們能與珍貴文物，特別是古畫古書親密接觸。“要畫好國畫必須習古，也就是臨摹古畫。如果能看到甚至臨摹到真跡，該多好啊！”那時她就萌生了當一名古籍修復師的愿望。

考上書畫修復專業研究生后，劉鎏跟隨故宮博物院古書畫修復專家、古書畫裝裱修復國家級非遺傳承人徐建華學習。

“為古書古畫延長壽命，是我工作的意義，也是最打動我的地方。”劉鎏說，每次看到破損不堪的古籍古畫，都會感到觸目驚心，“有些書已經打不開了，有的書破了很多洞，字跡已經開始丟失。”而當一部千瘡百孔、難以翻閱的古籍被修復成可以借閱的書籍時，劉鎏說，心里的那種滿足感和成就感是難以形容的，“大概就相當于醫生治好了病人的那種感覺。”

紙張酸化是古籍文獻老化破損的主要原因。首都圖書館近期的一次檢測發現，不少古籍存在酸化問題，有的古籍紙張pH值達4或5。隨著酸性增加，紙張變脆，稍一觸碰或翻閱就會掉渣破碎。對這樣酸化嚴重的古籍首先必須脫酸，把書浸泡在堿性溶液里半小時至一個小時。“每當這個時候，我就特別緊張，不停地去看，就怕發生意外。”劉鎏說。

《太常寺則例》是一部記錄清代皇家祭祀禮儀的古籍，因酸化嚴重，稍稍一碰即會粉化。拿到這部古籍，劉鎏仔細測量并記錄紙張種類、酸堿值、封皮材質……制定修復方案。因是皇家圖書，此書的封皮是明黃色的綾子，但年深日久，明黃色早已退化成灰蒙蒙的黃色。為了達到“修舊如舊”的目標，劉鎏自己試驗，用礦物顏料染綾子，幾經反復，終于仿舊成功。“遠觀一致，近看不同”，劉鎏說，“修復就是要盡可能把時間沉淀下來的歷史信息完整保存下來。”

用來裝訂的小錐子、用來揭取紙張的小起子、用來粘補的漿糊……這些常用的修復工具，都是劉鎏自己動手做的。而揉面也是古籍修復必不可缺的技能。

“古籍在修復之前必須先除塵。而除塵最好用面團。面團不能太軟，軟了會粘到書上，也不能太硬，硬了可能壓壞紙張，必須軟硬剛好。”劉鎏說，現在的古籍修復不是僅僅一把排刷、一根毛筆就能完成的，必須具備一定的古書古畫理論知識，熟悉書畫的歷史和結構，熟悉紙張、顏料、染料的特性，必要時可以自己染紙、染布。

在修復中，有時也有意外驚喜。比如，劉鎏發現古人寫了錯別字，會用一塊小紙片遮住，在紙片上重新寫，就像現在的涂改帶一樣。“有時候，還能發現古人修補書籍留下的痕跡。”劉鎏說，每當這個時候，就會感到古今相通、文化一脈相傳，“這可能是屬于古籍修復師獨有的樂趣吧。”

既然是工作，就不會全然是樂趣。很多古籍落滿灰塵、長滿霉菌，極易引起過敏或鼻炎。劉鎏開始從事古籍修復工作，蕁麻疹就找上門來，一翻等待修復的古籍，胳膊上就會長滿風團，癢得受不了，又不敢抓撓。每次發作，只能靠吃藥頂住。“古書古畫的壽命因為我而延長，所以過敏根本不算什么。”劉鎏堅定地說。

80后計算機技術專家——

數字技術賦能古籍保護

“要解決古籍‘藏’與‘用’之間的矛盾，最好的方式莫過于數字化。”80后呂亞峰是一家科技公司負責人，在古籍保護領域摸爬滾打了15年后，原本學習計算機專業的他對古籍保護如數家珍——

“古籍既是文獻，也是文物，很多古籍年代久遠、紙張發脆，每翻閱一次，都是損害。所以很多珍貴古籍是輕易不能示人的，而研究者又不能不看實物，這個矛盾可以通過數字化來解決。數字化把紙質的文獻轉變成電子文獻，換個載體，既可以長期保存，又利于復制、檢索、查閱……”

呂亞峰的老家是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，大名鼎鼎的紅山文化便發源于此。呂亞峰從小聆聽很多文物故事，培養起對歷史文化的濃厚興趣。大學畢業后，在偶然接觸中，呂亞峰發現由于技術手段落后，很多古老珍貴的古籍文獻無法得到有效的保護和利用，被堆放在不為人知的角落，塵封乃至被遺忘。“那時我就想怎樣發揮所長，為保護古籍盡點力，也為自己找一個新的發展方向。”呂亞峰說。

計算機技術極大提升了古籍保護的效率。“就拿文字輸入來說，現在用文字自動識別技術每秒鐘能識別一頁，如果是手工輸入，至少需要幾十秒；而且很多古籍上的繁體字輸入者未必認識，有的字用輸入法打不出來。而數字化技術能克服這些困難，大大提升效率。”呂亞峰說，“現在存世的古籍估計有20多萬種、5000多萬冊，依靠人工輸入是不可能的，必須依靠先進的數字化技術。”

把古籍從紙上“搬到”電腦上，并非想象中拍張圖片那么簡單。古籍數字化首先需要掃描。掃描必須使用非接觸式高清掃描儀，逐行掃描，確保每個點的像素保持一致，最大程度保存古籍原貌；必須使用冷光源，防止熱量對紙張的損害。其次要對圖片進行數字化加工，對高清圖片進行文字識別，生成文本，用人工智能技術自動標引可能存在的訛誤。第三步則是人工審核，將識別出來的文本和古籍紙本進行對照，防止差錯。最后將高清圖片和文字文本合并成一個互相對照的文件，方便閱讀使用。

呂亞峰介紹，古籍保護已經進入人工智能時代。自動斷句標點、自動翻譯、自動標引、自動校對等先進技術在古籍保護領域的應用越來越廣泛。“接下來，我們還要對已經數字化的古籍進行深度開發，運用機器學習，使古籍里面蘊含的知識、文化、思想等變成相互關聯的知識圖譜，更切合使用。”

呂亞峰認為，古籍數字化僅僅是第一步，更重要的是要讓古籍用起來、活起來：“數字化技術能大幅降低閱讀古籍的門檻。以前如果不是受過專業訓練，很多人讀不懂古籍，但現在鼠標一點，古籍就可以自動翻譯，大眾都能看懂。”

在古籍保護領域工作的十幾年，呂亞峰親眼見證這個冷門的行業逐漸為大眾所知，感受到政府部門對古籍保護越來越重視，他對未來滿懷信心。呂亞峰說：“利用科技賦能古籍保護事業，能激活中華古籍在新時代的傳播力和生命力。保護古籍，讓這些寶貴的文化財富永續傳承，我們的文化自信才能更有力量。”

版式設計：沈亦伶

（來源：人民日報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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